一位传教士的中国情结

 

――读《永远的中华朝圣者》有感

由于不太了解外国人的性格，因此，见到他们对中国怀有太多热情时，往往会令许多中国人感到诧异，甚至会有一种惧怕。殖民历史丑化了外国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在和外国人交往中，中国人向来都是心存芥蒂的。人和人之间的本该有的互相的真诚，一直是中国人所缺少的。

 

历史对中国人的伤害让中国人感觉不到别人的爱，即使感觉到也从来不敢马上相信。这种历史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很奇怪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不断地和国外――甚至那些在历史中真正侵略过中国、殖民过中国的国家――有着坦诚与公平的交往。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这种参与国际事务的信心与能力在中国人心中一天一天增加成长。可是对宗教――尤其是天主教――所怀的猜疑、成见却至今亦然存在。今年4月18日修院神四班去北京旅游，顺便拜访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并做了些沟通交流。最后，宗教事务局送我们每人一套书，其中一本是以叶小文先生的演讲稿为内容编辑而成的《化对抗为对话》。回来后，笔者详阅了此书，总体的感觉是：只是对抗，没有对话。（尤其书中由编者加的那些“画龙点睛”的解释、注解更说明了此点――把叶先生形容得像一个出兵如神，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只胜不败的大将军。）以书名而论亦是：对抗在先，对话在后，成见在先，沟通在后。所以才要化对抗为对话。

 

叶小文先生的《化对抗为对话》和以韩德力神父的文章、演讲稿为内容辑之成书的《永远的中华朝圣者》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一个是怀疑在先，一个是宽容在先；一个在敌对在先，一个是爱德在先；一个是成见在先，一个是真诚在先。这两种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取向完全不同，这也许就是政治思维与宗教信仰本质区别所在，也是中国教会的难题所在。

 

我不太确定的是，《化对抗为对话》一书所表现出来的主导思想，会不会在怀疑后面跟着宽容？会不会在敌对后面跟着爱德？会不会在成见后面跟着真诚？因为，据以前种种情况来看，很少。反之，我敢肯定的是，在韩德力神父的思想中，宽容之中也许会有少许的怀疑与困惑，爱德之中也许会有一时的不平与愤怒，真诚之中也许会有偶尔的不解与成见。但是，他对中国、对中国教会所怀的态度最终肯定会再回到一位传教士的宽容、理解、爱德和真诚上来。虽然，金鲁贤主教在为《永远的中华朝圣者》一书所做的序言末尾肯定了韩德力神父兼备了一位传教士的品质和一个外交家的能力。但是，韩德力神父对中国、对中国教会所怀的深情与爱护是传教士式的。

 

由于不了解外国人的性格，因此，也就不了解比利时人的性格。但是，从清朝康熙年间的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开始，再由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义（Theophiei Verbiest 1823－1868）继之，再到脱离遣使会而创立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姊妹会的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现到成立南怀仁文化协会汉蒙研究中心的韩德力（Jeroom Heyndrickx 1831－　），这一脉相承的比利时人的中国情结，又似乎让人明白了一点外国人的性格，尤其是比利时人的性格。他们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那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实在值得我们钦佩。他们都是甘愿为了中国而生活的比利时人，他们把自己一生的热情投入到与中国有关的事业上来。前面二位，由于自己翻书不勤，所以仅能知道的是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和鲜血，他们在中国找到了安放自己坟墓的土地，他们愿意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中国的土地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最后永远安息。至于雷鸣远神父，他加入了中国国籍，他说自己为中国而生，也要为中国而死，他成了一个中国人。（我在另一篇文章《天津人雷鸣远》中对其做了较多的介绍，这里不赘。）

 

至于今天的韩德力神父，我们看他自己怎么说：“1948年我在比利时圣尼克莱斯城（St. Niklassa）的圣若瑟中学读书时，听了一场关于中国的演讲，主讲人是年高八十岁的圣母圣心会石德懋主教，他早年在华北西湾子教区传教，后于1951年在张家口监狱中去世。……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我，正在思考此生当如何度过才最有意义。听完那场演讲，我决定要做一名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就我的记忆所及，那是我第一次在心里‘选择了中国’，直到今天我都无怨无悔。现在我年近六十，已经是个快乐的‘中国的比利时佛兰德斯人’――生于佛兰德斯的幽静乡间，过去的岁月一半在中国，一半在欧洲度过。”[1]

 

这段文字是取自韩德力神父于1991年发表在《见证》月刊上一篇题为《梦想成真》的文章。也就是说他今年已七十六岁了，却还在这条充满艰辛的中国路上继续前行着，从没有做过一刻停留。

 

在这篇文章后面他接着说：“我了解即使我当了神父，父母仍希望我待在比利时，这样可以和他们比较接近，但是我感觉我的圣召是到中国去。我生长在六个小孩的家庭，有着快乐的童年，我们一家人到现在都很亲近。我老家在Hassdonk城的幽静乡间，父母都是极为虔诚的教友。他们接受了我的决定，此后在他们有生之年过着看不到我的日子，这是他们为了成全我的传教生涯所做的牺牲。由于他们和家乡友人的全力支持，我得以在1957年坐船到台湾，从此在那里快活地待到1986年，其间中断七年（1974－1981）到罗马任圣母圣心会副总会长。尽管从198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成立中国欧洲研究的以后，我回到鲁汶，感觉上我未曾真正离开中国。我在鲁汶就是为了中国，我每天专务中国之事。对我而言，中国并非研究对象，更非一项嗜好；中国及其人民如同我的生命。”[2]

 

这段感情深挚的文字显示了韩德力神父对中国毫无虚伪的爱，他心如赤子。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美国某城访问，当时他（笔者按：韩德力神父）带了几个在美国某大学深造的中国神父挤在人群中，当教宗的车队缓缓而过时，人群已经沸腾，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大声向教宗喊：“中国神父在这里，中国神父在这里”。教宗微笑着举手祝福了他们。这一种纯真无伪的赤子之情，让人怦然心动！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上面所引文章发表在1991年，写成的日期也许更早，在当时，韩神父心中就有了如下的困惑：“我十七岁时就选择了中国，中国教友就很理解我这样的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传教圣召在教会所指为何，而非一般非教友尤其大陆上的非教友就不理解这点了。在他们眼里，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传教，一定有其他或者政治企图。这种偏见自有其历史成因，使得外国传教士活在某些人的偏见里。”[3]

 

韩神父的困惑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书中，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有一次在中国旅行，在火车上他和一位中国人侃大山，那人也没有问他怎么中国话说的如此好！？两个人像朋友一样就那样聊，聊的十分开心。后来那个中国人问他：“你是做什么？”他说：“我是一个天主教神父。”立时，那人的脸色就变了，于是就沉默了，直到他到站下了火车。在文章中韩神父表示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一直在思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是我们被历史伤害的太深了？可是，现实是，中国和当时侵略过中国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些以前真正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成了我们的朋友。而这些把血流在中国，把汗洒在中国，甚至把生命埋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却一直得不到我们的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还不得不问的是，这些传教土为什么这么爱中国？在中国加给他们一次次侮辱之后，他们都是抹一把泪水，擦一把的鲜血，甩开膀子继续上路。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坚忍与勇气？难道一些所谓的政治企图真是他们如此坚持的理由吗？事实上我们都明白，唯有对天主的信仰是这里的答案。

 

《永远的中华朝圣者》一书里有着太多这样的辛酸，当然同时也有着更多的坚忍与勇气。“我曾被中国当局拒发签证，在（笔者按：2000年）之后的三年内都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我们教会人士应该在自己的工作中遵循教宗（笔者按：若望保禄二世）的对话政策，因为这样更符合福音精神。对抗无助于中国的宗教生活正常化，中国也无法籍由对抗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天主教会。”[4]在自己受辱后还努力劝戒自己的弟兄们要怀着爱德、要符合福音精神，要对话；还在为“中国的宗教生活正常化”找出路的当代传教士――韩德力神父――真的是一个永远的中华朝圣者。回想起前面提到的叶小文先生的书，我想说，韩神父的真诚态度，才是真正寻求对话的态度！

 

本文是笔者对《永远的中华朝圣者》一书的一点感想，最后我想提出韩德力神父对我们中国基督徒的一点期望，我认为这期望在现在这个时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中国天主教友需要恢复自己教会历史的记忆。正如《圣经历史》是我们教理讲授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教会的历史’也是其中一部分。在历史的启发下，中国各教区的司铎和教友将会受到鼓舞，在地方‘天主教史’中为自己定位。历史上伟人的榜样给他们力量去面对眼前的挑战，继续在自己教区内参与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了解历史真相将给他们勇气去站起来，大声说：‘我们是中国人，也是天主教友。’他们将自豪地表示，他们不仅要建设自己的地方教会，也要同时帮助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普世教会内，他们将是一个自主的中国天主教地方教会团体，有自己的风貌、自己的特恩和特征。他们将自豪地在普世教会内代表中国和中国文化，为自己的国家争光”[5]